北京局外人：被清退之前的他们

本文刊登于《凤凰周刊》2016年第9期574期

原标题为《北京局外人》，后有删减和修改

作者 | 袁玲新媒体编辑 | 金快乐

这是去年发表的文章，不知道文中的人现在还在北京吗？这些日子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煎熬吗？他们远离家乡，靠做小生意坚守在北京生活圈的边缘，吃尽了苦头，却始终没能在那里扎根。

天还没亮，徐世培就把电池装上三轮车，从东五环货运铁路旁的小区出发，背着一堆用黑色大塑料袋包着的货物。他要在浓浓的雾霾中骑行七公里，到达朝阳区姚家园附近的一个早市，在路边摆摊卖衣服。和往常一样，他没有戴口罩。

和他一起离开院子的，还有一群小商贩骑着三轮车，前往各个早市和路边摊，车轮的轰隆声和电流的嘶嘶声夹杂着全国各地的口音。

当三轮车的噪音和脚步声渐渐远去，大院里安静下来，恢复了平淡的模样。此时，许世培和姐姐已经骑车来到姚家园菜场外的马路上，摆起摊位，把衣服和小商品摆出来。兄妹俩裹得严严实实的，站在路边招揽顾客，不时跺跺脚。

许世培的心情和天气一样阴沉。最近城管对路边摊的检查愈发严厉，下午的摊位摆设无处可去，为数不多的街市也面临关门。尤其是大红门批发市场搬迁的消息，让他对来年的前景失去了信心。“回家”的念头时常浮现在他的脑海里。这在他来北京20多年里是很少见的。

1993年，许世培跟随妹夫从安徽老家来到北京，开始摆地摊谋生。兄弟姐妹五人也纷纷效仿，并联系上远房亲戚。随着北京拆迁重建、人口外迁，他们从刚到北京的前门撤退到东五环的一个大院落。这期间他们吃尽了苦头，却始终没能扎根，靠着做小生意坚守在北京生活圈的边缘，像外来者一样生存着。

现在，它们更有可能被彻底消灭。

外国商贩居住的大院：

冬天水结冰

贫民窟总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醒来，比北京大部分居住区要早得多。

凌晨三点左右，第一批人起床了，他们是需要开车去新发地市场批量采购货物的蔬菜水果商贩。

卖早点的也跟着他们起床，打开大电灯，在院子里炸油条、磨豆浆，家家户户的煤炉里烟雾缭绕，在凌乱的平房屋顶上形成一层薄薄的雾气，让人呛得不行。

许世培和兄弟姐妹们是第三批去路边早市的，他们出发后，天色才真正亮了起来。

许世培和五个姐姐在这个大院里住了十年，房租从原来的200元涨到了400元左右。这期间，他的兄弟姐妹们结婚生子，两代人都长大成人了。他们一直都不喜欢这个地方，但也从来没想过离开。

十年前，许世培的长子许小川暑假带着弟弟来探亲时，他对首都的想象被贫民窟彻底击碎。

“那里非常偏远、肮脏、拥挤。”

许小川回忆，兄弟俩从西站坐了几个小时的车才到达贫民窟，进门便看到到处都是垃圾、粪便。

父母租住的小房子，地面都是碎砖，摆放着货物，还要生炉子做饭，晚上十多平米的空间里睡五个人，只有吊扇可以驱散人体和气温带来的闷热。

如今，许世培夫妇居住的环境已经改善，在众多亲戚中算是最好的：买了床，不像几兄妹用砖头撑一块木板；装了空调，买了冰箱；最重要的是，花了1000多元安装了简易暖气，还在门外的煤炉上加了管道装置，通向两间房的暖气片，这样生火做饭烧水时，屋里也会暖和起来。这些都是几兄妹没有的东西，许世培说自己“懂得享受生活”。

去年，南皋一小区内，一对摆地摊的姐妹因煤气中毒身亡。为了防止煤气中毒，派出所禁止使用炉子室内取暖，每户都安装了煤气报警器。少数没有安装自制暖气的家庭，房屋犹如冰窖，石棉瓦、牛毛毡屋顶、破砖墙，几乎没有保温效果。

2016年初的“世纪寒潮”中，院子里的水龙头周围结了半人高的冰柱，屋顶上积雪堆积。雪融化后，家家户户漏水，砖墙上留下了雨痕。他们不得不在屋顶下加了一层塑料布。但露水还是渗了进来，在塑料布的缝隙中结成冰柱，一长条地垂下来。

家里不能留有积水，无论是洗脸盆里，还是毛巾纤维里，积水都会结成冰，毛巾就像是折叠的石板，无法打开。罐内的煤气也会结冰，需要在地上滚动、敲打，才能流入二手煤气炉。进屋检查煤炉的派出所民警很惊讶，问我姐夫：你不冷吗？

建造贫民窟的房东十几年前去世，继承了房产的儿子忙着与各个部门打交道，在维护首都稳定与拆除违章建筑的间隙为贫民窟谋求新生。贫民窟经历过出口关闭、水电断电，平房砖墙上被刷上“拆迁”二字，但它却一次又一次奇迹般地幸存下来。

前段时间，贫民窟遭遇了最近一次严重危机，停电一周，原因是一些卖小吃的小贩在院子里制作甜点，街道办认为存在火灾隐患。

停电后，用电动机从深井抽来的自来水也停了，很多人只能骑着三轮车到农贸市场的厕所打水，或者向贫民窟外的邻居借水，每天只洗一次脸，省下买水的钱，在家里点蜡烛，给三轮车的电池付钱给亲戚熟人充电。

大家以为这次是住不下去了，没想到房东出手相救，恢复了水电，代价是赶走了十几个卖早餐的摊贩，剩下的人又有机会“过一天算一天”。

就算不取缔，一旦无生意可做的商户离开，贫民窟也会失去活力。就像北京五环、六环之间的很多“洋村”，就像摊位随处散布，紧贴着北京的边缘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没收、被带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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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7月9日，北京街头的路边摊卖鞋。

被城管追捕时：

我感觉自己像一个乞丐。

雾霾天的好处是不太冷，冷的时候“零下十几度还开着”。我姐夫李国胜双手双脚都有冻疮，溃烂渗液，只能不停地跺脚取暖止痒。下雨的时候，货物就用塑料布盖着，人就穿着雨衣站着。夏天就靠遮阳伞和大蒲扇，他们开摊比较晚，晚上十点左右就关门了。

上午10点半左右，早市收摊，许世培和姐姐收拾好车子返回大院。这位来自安徽阜阳的摊主下午去了另外一个马路市场，那里似乎不是城管针对的对象，但许世培和姐姐那里已经没有立足之地。以前他们下午会在从住处往北走的井旺家园小区路边摆摊，但从2016年元旦开始，城管检查越来越严，他们就不敢再去了。

“这两年城管查得越来越严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”徐世培抱怨道。他的车和物品被没收过两次，每次都要交罚款才能带走。

去年APEC会议期间，妻子陈根娣新买的电动摩托车被交警没收，1600元被浪费。在老小区“打游击战”的“小爽”，两年前丈夫去世，有一次，她的摩托车和物品被没收，靠关系，一个星期后才找回来。她的其他兄弟姐妹也大多被没收。

“城管来突击的时候，‘群防’就打头阵。”徐世培总结道，“群防”总是冲在最前面，负责锁定目标，城管适时出击。“群防”看上去就像一群年轻人，几乎像社会流氓，让人防不胜防。

许世培要当心的不仅仅是城管，每天他骑着三轮车来回十几公里，路过一段货运铁路时，正好堵车，车上的货物堆得太高，为了防止翻车、碰撞，许世培只能下车推着车过铁轨，最后一辆三轮车在两年前的一场车祸中报废了。

那是许世培第一次触碰生死的边界。他在芍药居附近的路上骑着对向的三轮车，与一辆为躲避面包车而转弯的公交车相撞。许世培倒在马路上，飞了出去，以为自己死了，可等他回过神来，只见双手被撞断，散落的货物垫住了后背。

交警没收了这辆三轮车，但买家却因为这辆三轮车太破烂，车轮扭曲，于是放弃了。许世培好不容易把车上有用的电池拆下来，装在了现在的三轮车上。公交车司机还给了许世培200元医药费，但许世培觉得自己没受伤，不想去医院，就把钱还给了司机。

早年，许世培一个人在北京生活，两头忙碌。摆摊期间，他从不上厕所，也不敢多喝水。被城管赶走时，许世培觉得自己“跟乞丐差不多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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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农民工选择租住北京城乡结合部的破旧平房，周边环境并不重要，便宜才是最重要的因素。

摊位和生活场所

每年都更加遥远

23年前，许世培第一次进京投奔妹夫时，妹夫的摊位就摆在北京市中心的大栅栏路口，正对着天安门。

“我跟房东租了一个店面，把货品全部挂在墙上，天黑后就放在房东家里。”李国胜说，当时那里是十字路口，人流量很大，但因为太挤，没多少人能站下来看货。由于存在火灾隐患，这种挂墙摊后来被取缔了。

我大姐也在前门摆过摊，去纪念馆拜见毛主席，脸色黄，还化着妆，人太多，走不动，脚上因为穿高跟鞋磨出了水泡，回来就脱掉鞋子，光着脚走回家。2002年她离开前门的时候，大栅栏拆迁的消息已经很急迫了。

许世培的起步似乎比较高端，在雅宝路做服装批发生意。他在市场里把服装样品挂在摊位上，有人来货，他就让小妹妹看守摊位，自己到天坛东门的虹桥市场赊货，批发给顾客后再还钱。顾客大多是俄罗斯人，“我还学了几句俄语。”

这种生意利润高，但不稳定，也不一定能开很久，所以需要很大的本钱。怕把本钱都吃光的许世培，只干了半年就后悔不已，“有本钱的话，直接从浙江服装厂家进货，就能发大财。”

离开雅宝路后，许世培转入“地下”，在军事博物馆地铁站站台上摆摊卖日用百货，重复他姐夫在西单、前门地铁站的做法。

暑假来北京的许小川经常和父母在地铁站台上玩耍，“在货摊间奔跑，看着地铁驶过，感觉有凉风吹过，很有意思。”

直到2004年6月，上海市政府才禁止地铁站台摊位。

许世培出地铁口时，恰巧目睹北京大规模拆除路边违章建筑。于是，他带着姐姐、姐夫去卖“拆迁货”。打听到哪里要拆迁后，就租个店面，卖个十天半个月的货。打着“拆迁卖”的旗号，他的销量能比平时翻一番。“这是心理作用，实际价格跟平时差不多。”货卖不出去，房子也到了拆迁期限，他们就换个地方继续“卖货”。

那几年是许世培生意的黄金时期，每年能攒下三四万元，供两个孩子上大学。

2008年奥运会后的几年里，早市逐渐增多，通常与农贸市场同时出现。徐世培2008年在芍药居工作，直到2015年市场拆迁，搬迁到五环附近的姚家园。他的妻子2010年在大山子早市工作，直到2015年9月大山子早市关闭，她无处可去。他的几个兄弟姐妹也经历了类似的搬迁经历，离天安门广场越来越远。

我大姐夫发迹较早，吃过摆地摊的苦，离开北京回老家一段时间，没找到机会，回去后继续在天桥摆地摊，从动物园批发市场进货，直到2005年天桥市场拆迁，他才搬到方庄市场安家落户。

落户方庄后，大姐夫和二哥合伙投资了新秀水上市场。新秀水上市场的利润率有60%，但门槛比路边摊高很多，入场费5万，三年租金15万，还要另外交10万押金，一下子就花了30万本金，三年之后价格就涨到每月几万元。

我的大姐夫和二哥最初是卖品牌童装的，生意不顺，就转行卖玩具，后来秀水调整结构，玩具市场搬到了三楼，在种种困难之下，两家人被迫撤出秀水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两人都觉得自己缺乏扩大规模的勇气，错过了唯一一次“做大”的机会。“借钱才能做大，成为精品品牌。”

无奈的源头，是我家的一个侄子，大胆借了20万在万通新世界市场租了一个柜台，把柜台扩大后，又在北京二环附近买了一套房子，现在房价已经涨到400多万，还买了车，彻底脱离了亲戚们摆地摊的水平。

但这样的人在众多商人中毕竟是少数，也有因为生意失败、负债累累而离开京城的，更多的是像许世培、李国胜这样，生意日渐没落，离京城越来越远的。

随着经营场所被边缘化，许世培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也从前门大院搬到了大山子平房区，再搬到了现在的大院里。和他一起在荆王家摆摊的河南小贩从西坝河搬到了东辛店，又搬到了环线铁路旁的平房里，“走到哪里，就把哪里拆掉”。

最为迫在眉睫的威胁，是北京近期公布的大红门周边批发市场的拆除计划。按照政府的计划，2017年底大红门将进行搬迁升级，部分市场将关闭。大红门内数十家各类市场，是各家早市的货源地，一旦分流到燕郊、三河等县市，意味着徐世培等人的生意将难以为继。

“如果被赶到燕郊，我们宁愿不去，回老家去。”这是我姐夫和徐世培的共同想法，小辈们也没办法，“如果这里拆了，我们就去很远的集市。”一位去早市卖小商品的安徽阜阳老乡说，他去过最远的集市就是廊坊。

大山子早市被拆后，在院子里卖早餐的东北人王先生一家被迫离开，搬到遥远的广西。听说南宁是新建城区，人没被赶走，“至少暖和点，摆摊不用穿那么多衣服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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喧闹、繁华的北京城乡结合部是大量农民工的居住地。

买房定居北京？

“我从没想过”

几年前，我老婆陈根娣就开始谈回老家养牲畜，以前她养鸡鸭猪都可以，老家的房子还在，不像我大姐夫家的房子都倒塌了。

多年来，陈根娣一直怀念家乡，“空气好，我只想在这里赚点小钱。”尽管她努力将农村生活搬到贫民窟，买坛子腌制酸菜，用鱼贩丢弃的鱼鳃像喂鸡鸭一样喂一大群流浪猫，买葡萄自己酿酒，但她始终不习惯北京。

夫妻俩用一生的积蓄在省会合肥买了房，那里差不多就是他们的家乡，可以一起过年。往年他们都会回家过年，今年许世培却舍不得回去，陈根娣却忍不住要在过年前回去。

虽然父母不在了，但我还有几个姐姐可以探望，我们比在外面还要亲近。住在大院里，看似亲戚多在一起，但都是早出晚归，所以很少见面。

许家的大姐也很想家，家里老人都健在，身体也很好，她每周都会给老母亲打电话，这么多年，除了今年春天回老家参加公公的葬礼，只有在北京非典的时候，她才回去过一次。

当时北京空无一人，没人敢出去进货。李国胜夫妇俩放弃生意跑回老家，在老家呆了一个多月才离开。那是他们回老家最长时间。老家长期无人居住，家里的泥房也倒塌了，只能寄居在亲戚家。夫妻俩在巢湖买了房，离老家近，也是一笔投资。没想到这两年巢湖退市了，房价下跌，他们就打算在省会合肥买房。

许世培也花了80万在合肥买了房。他的弟弟妹妹也大多在合肥买了房，相对低廉的房价、离家较近的距离让他们做出了这样的选择，花掉了他们多年经商积攒的大部分积蓄，至于在北京买房定居，他们“根本就没想过”。

家乡除了老人，最想念的就是孩子。孩子一般都由老人照顾，只有春节前才回家探望。为了多挣钱，他们常常在春节前赶回北京赶庙会卖东西。

谈及抛下孩子，陈根娣有些后悔，“其实我不该来这里，如果是现在，我不会出来。”

她记得有一年春节前，天下着大雪，夫妻俩要赶火车回北京，小儿子许超拉着他的胳膊不肯松手，满脸怒容，但眼里的悲伤却怎么也掩饰不住。十几岁的许小川对父亲离家没有太深的印象，母亲离家后，他才意识到自己从此孤单一人。有一次他在家里哭，弟弟问为什么，“我说想爸爸妈妈，弟弟也哭了。”

许家兄妹俩在大院里生了孩子，但在北京办不了生育证，只能回老家生孩子。生完孩子后，在北京养了两年，等到上小学了就送回来。这里上学很困难，也没人照顾。第三个孩子许飞，出生在北京，五岁时又被送回老家。

五姐家的女孩王静，一岁多的时候就被接回老家，由爷爷奶奶抚养。父母回家后，她不肯叫妈妈，跟着堂姐叫妈妈“四姨”。“我不会说‘妈妈’这个词。”在家待了一段时间，她才习惯了，正要说，父母又要走了，两人又疏远了。

“如果我以后有孩子，我一定不会把他丢在家里。”王静说。

陈根娣后悔的一个原因是，儿子许小川在家里受了不少苦，爷爷脾气不好，许小川经常被打，还一度被罚不让吃晚饭、不让回家，只能在屋前屋檐下过夜。

第一个春节回家时，她看到许小川在隆冬时节放鹅，手背全是裂痕，“脸冻得跟猴屁股一样红”。许小川回忆说，有一次被打了，他一路走回锁着的老家，坐在门前哭了一整天，不知道父母怎么还没回来。

弟弟许超是由奶奶带大的，奶奶对孙子更加疼爱，这让许小川十分羡慕。他做了好多年的同一个梦：在一条大河的岸边，奶奶带着弟弟坐上小船，划向远方。他在岸边拼命地大喊，可他们的船却越划越远。他因为太伤心而从梦中醒来，一直哭了很久。

许小川直到大学毕业才对北京有了一定的了解，相比自己这个“北漂”，他感觉父母离家乡同样遥远，“我爸爸不会种地，在农村待不下去。”

徐世培有自己的打算。他的商业天分是在家乡农村培养起来的。小时候，他在田里捉鳗鱼卖。17岁，他随父亲到南通卖稻米。长大后，他和大姐夫李国胜从山上收购木材，运到长江南岸去卖。现在他回去，“就算不能下地干活，总能摆摊。”

许世培今年没回去过年的原因是两个孩子的婚事不顺利，让他没面子。他心里盼着明年把房子修好，两个儿媳妇光荣回家。不管在北京呆了多少年，那才是他的归属。

光荣归来？

只是一个模糊的愿望

许小川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住在廉租房的屋檐下。3年前，大学毕业后的他，工作不稳定，便和女友回到了廉租房，在父母的平房里住了半年。

冬天到了，家里没有暖气，许小川和女友就离开了。后来，他又找到了新工作，和女友分手。随着许家下一代陆续结婚工作，他频繁换工作、婚姻不稳定，成了父母的心病。两年后，弟弟当大学生村官任期满，没有工作，便又来到大院，和哥哥一起住了近一年。

许家的子孙中，许小川和他的弟弟是个例外，因为他们考上了大学，来到了北京。他们大多初中毕业后就追随父母的脚步，到北京经商或者打工。

不过，现在的风气发生了变化：新一代来到北京的许家子弟，大多不习惯父母摆地摊的生活方式，宁愿把生活视野转移到网络上。

除王静外，李国胜的长子李力也开设了网店。

李立报了北大青鸟电脑培训班，最近又开了一家网店，卖一些和父母类似的小商品。由于刚刚起步，还需要父母的补贴。李国胜提到了儿子告诉他的信息：“网络市场比现实世界大得多，天猫‘双十一’卖了900多亿。有些人是同池鱼，有些人是水里鱼。”

许小川的子女从贫民窟走向互联网，已经延续到第三代。许小川堂兄的孩子王小成，目前在永定门附近的一家天猫店担任销售员。

偶尔回到居住多年的大院，王静和王小成感觉自己又回到了过去。父母辈那种早出晚归的路边摊模式，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。最近的一份职业调查显示，线下零售已成为最受鄙视的职业。

但即便他们已经迁移到网上，但依然依赖实体批发市场，并未形成自给自足的体系。一旦大红门市场搬迁拆迁，他们的网店也会面临和父母当年的路边摊一样的生存危机。

几年前，Wang Jing非常喜欢这种化合物，但现在她有点疏远了，她和她的兄弟在她的记忆中都很拥挤，不安全和寒冷。孩子们在附近的土壤中挖了孔，以找到 pupae，然后将它们挖出后将其放入瓶子中。

对于Xu 来说，这个童年的梦想变得模糊，当他偶尔回到贫民窟时，他的脚步越来越重，他的父母带到了他的弟弟和他本人租用的公寓，以庆祝他的母亲很方便地将蔬菜与您一起洗净。坦率地和平，但他的父亲仍然提出了“抱着孙子”的话题，徐武本无语。

在新年的第三天，Xu 返回大院。

（本文中的某些字符是假名）

遵循凤凰官的官方帐户，并在背景中回复关键词“南方南部的过去”，以使“南方南江的过去：深夜，被抢劫的200万元的父亲从远处回来，微笑着，说一切都很好，说“一切都很好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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